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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范文 相关范文 编辑:露露 发布时间:2015-5-28

浅析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应然性

[摘要]:死刑制度自古以来就作为刑罚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存在,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尔首次对死刑的存在提出质疑之后,废除死刑的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深刻的说明宣告死刑的死刑是国际趋势。本篇论文将从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将导致中国刑法与国际总趋势脱轨,其威慑力有限和滥用死刑将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同时也是不人道的体现几个方面来阐述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应然性。

[关键字]:中国;人权;废除死刑;应然性

一、     中国死刑的渊源

死刑,从其定义来说是指执行机关以国家名义用法律的方式剥夺犯罪行为人生命的一种极刑,它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在我国,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

我国的死刑制度渊源于原始社会同态复仇的习惯。在起初的原始氏族社会里,当外族成员对本氏族中的某些成员进行侵害时,就会被认为是对整个氏族部落的侮辱。为了维护本族利益和尊严,该被害人所在氏族的所有成员会一致团结起来对加害人所在氏族进行集体性的打击报复行为。由此而形成了血族复仇即同态复仇的雏形。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越来越多剩余产品的出现,团结不再表现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选择,并且为了争夺更多的剩余产品,层出不穷的氏族内部矛盾不断被激化,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桥梁,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小团体,原来的血族复仇也随之被新型的血亲复仇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家族在循环往复的因果报应链条中从兴旺走向衰败和灭绝,或者在贫困潦倒中发展并不断壮大。由此,家族之间冤冤相报、仇恨世代相传逐渐进化到了同态复仇,而此时复仇对象的范围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复仇方法也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杀人者须偿命”、“父债子偿”对复仇对象范围的选择进行了限制,而“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则从手段上限制了复仇方式的选择。这些复仇对象的界定和复仇方法的选择看似是人们对公平正义追求的体现而得以维持并世代相传,甚至至今仍在人们大脑根深蒂固。

随着国家的产生,刑罚作为统治者管理统治国家的工具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体制应运而生,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萌发于尧舜时期,完备于夏朝。[i]这时的死刑已经是作为一种脱离了落后的原始复仇习俗遗风的刑罚而独立存在了,它由国家法律来规制,由国家公权力支配,它的使用受到各种条件的严格限制。到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扼制人民的反抗,同时从精神和肉体上对人民施以恐惧和恫吓,更是大肆发明创造了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绞刑、凌迟、株九族、车裂、腰斩等一系列令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的死刑种类。死刑种类之繁多,手段之残忍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可以说,这是死刑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中最辉煌泛滥时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

而今,人类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已经从野蛮落后的氏族社会中蜕变出来进入了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由统治者靠野蛮的铁血刑罚来统治广大人民到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法治社会,历史的演进在摒弃野蛮的同时也预示着死刑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世界全球人们内心的一致呐喊的当代,废除死刑的呼声伴随着浩浩荡荡的世界性人权运动也越来越响亮。废除死刑这个万众瞩目的焦点,是当今时代刑法发展的国际总趋势,世界新主流;是时代的需要,是文明的表征,更是人权的呼声。中国作为世界领土第三大的国家和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世界人口大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成员国之一,废除死刑运动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整个全球的巨大贡献。

二、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应然性

(一)废除死刑乃当今世界国际趋势

据大赦国际的最新,截止到2007年5月,世界上已有89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9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仅仅保留军事犯罪和战时犯罪的死刑;至少42个国家和地区在实际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即过去十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不再执行死刑或者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再执行死刑);仅有56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对一般犯罪还规定有死刑,并且在过去十年实施过死刑。[ii]一言以蔽之,在当今世界232个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140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或者废除了普通犯罪死刑,仅有不到半数的国家和地区仍保留和适用死刑。

在当今的世界大国中,位于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及美洲的加拿大已经相继废除了死刑,只有中国、美国和一直努力挤身于世界政治强国之位的日本仍保留和适用死刑。但在这三大国之中,日本实际适用死刑的案件,执行死刑的人数却是寥寥无几;而美国适用死刑案件的数量与我国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欧洲许多国家仍对其施以强大的人权压力;只有中国在刑法典中规定的死刑罪名数量最多,且判决和执行的数量也是触目惊心,迫于国际形势的压迫和人权运动的日渐高涨,中国死刑案件数量和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国家并未公布,我们无法也不敢用心去估计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印度和中国同属亚洲发展中国家,且均是世界人口大国,而在近400款法律条文的印度刑法典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七个[iii]条文对死刑做了规定,其中针对涉及生命的犯罪规定就有五个,且仅仅只有一个条文处绝对死刑。新加坡,一个拥有400万人口,其中,77%是华人的东南亚小小岛国,在其刑法典中,也只有区区七个[iv]条文规定了死刑,其中五个是针对涉及生命的犯罪,且其中的四个是针对故意杀人这一类犯罪的,有且仅有两个是关于判处绝对死刑的规定。而在我国刑法典四百多款法律条文中,关于死刑罪名的条文即使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生效后也仍有55个,并且关于非生命刑犯罪的规定就多达44个条款,关于生命刑犯罪的条款为11个。关于死刑条款的规定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生命刑与非生命刑的配备严重失调,且处绝对死刑的条文就多达7个[v]。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和反省:中国和印度,同样是世界四大闻名古国的发祥地,同样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人口大国,同样地处亚洲,为什么我国死刑罪名比印度整整多出48个?中国与新加坡,同样是华人聚集地,为什么它国刑法典中的死刑条文寥寥无几?

在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与轰轰烈烈的国际废除死刑运动开展地如火如荼之际,我国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也废除了13个死刑罪名,对死刑的适用较之前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并且扩大了非适用死刑主体范围,即除了“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及“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的犯罪的精神病人”不适用死刑外,增加了“犯罪时年满75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的规定。但就死刑罪名和判决执行的数量来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并且在国际上仍占有较大比例,这与当代国际废除死刑运动的新潮流相悖,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立足。在国际人权势力的强大施压下,中国现有的死刑政策使得中国在世界人权舞台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况且,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第六条非常明确的规定了有关死刑问题的国际基本准则,即允许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情况下实现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vi]而我国目前的死刑政策及其实情离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距离,死刑政策改革迫在眉睫。

由此看来,中国废除死刑是与世界废除死刑运动接轨,随世界废除死刑运动的新主流,是立足世界大国之位,维护世界大国形象和利益的必要手段,缓解世界人权运动和各个已废除死刑国家对我国施加的强大压力,改变我国在世界人权舞台上的被动不利地位。因此,当代中国废除死刑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二) “杀人偿命”并不真的天经地义

自古以来,国人就常言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究“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认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才是平息止争最有力的武器,这些陈腐观念甚至至今仍在人们的脑海根深蒂固。可是“杀人偿命”真的天经地义吗?

或许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会一致认为这是毫无疑问不用思考的,因为这满足了人们历来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更满足了人们所谓的正义感。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犹豫了,动摇了,也质疑了。死刑制度在作为一种残忍的刑罚制度在惩罚犯罪人,恫吓人们,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更多的是对人类最珍贵生命肆无忌惮地掠夺。它看似是对正义的伸张,是犯罪分子自食恶果的应有报应,是犯罪行为人对自己恶行应承担的责任……殊不知,就是在这样一种酷似穿着正义、公平、公正的外衣下掩饰的却是人们越来越麻痹的同情怜悯之心和对生命的冷漠态度。死刑制度使得对死刑犯的严厉惩处成为一种血腥的表演,当罪犯被执行死刑后,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品谈评点的焦点一段时间后人们的生活又恢复如常了。可是行为人家属、亲人却要在承受丧失亲人疼痛感的同时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这使得他们在别人面前甚至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所以,死刑制度看似是以最公平的手段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而实质却是用最残忍的手段来报复犯罪行为人,它使得一个家庭在变得不完整后又使得另一个家庭也支离破碎。这看似是毫无漏洞的公平和正义,实质上是对犯罪行为人和行为人家属乃至整个社会最大的不公平和不正义。

首先,“杀人偿命”是同态复仇的延续和时过境迁的等害报应论。在谋杀案件中,当行为人在剥夺被害人生命的同时,刑罚已经为他掘好了让其失去生命的墓穴。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可死刑却开了历史的倒车,它与前进着的历史背道而驰。死刑制度在满足了人们伸张正义的一时快感之后,将另一个完整的家庭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推下了万丈深渊,置之于绝望而不顾。尤其是在严格限制人口增长大力提倡晚婚晚育,施行计划生育的基本人口政策的当代中国,大多数犯罪分子所在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当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被处以极刑之后,年迈的父母在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女)之痛的情形下,还要忍受邻里、他人乃至社会的排挤鄙夷,更是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依赖关系从此断裂。那些依靠子女赡养的老人在丧失亲情的哀痛时也丧失了维持他们生存的来源,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尚不健全的现实形势下,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死寂和绝望。又或者说是一个刚刚出生正牙牙学语茁壮成长的小孩就永远的失去了至亲的关爱,甚至还孕育在母亲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就失去了世界上无法替代的父爱时还要在父母是杀人犯、死刑犯的黑暗阴影下长大成人,这是何其的痛苦和不堪,这公平吗?公正吗?

其次,从犯罪根源来看,“杀人偿命”也同样并非“天经地义”。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独立的人是存在于人与人相互交往而成的复杂的关系网中的社会有机体。因此,行为人犯罪原因可简单的归结为:

1、社会原因。社会原因是行为人犯罪的最本质的根源。人处在复杂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生存环境、生活需求构成了人们潜在的犯罪可能。社会无形当中也首当其冲地成为孕育犯罪的土壤,孕育了犯罪分子的卑劣行为。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不全,人们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中成长,民族歧视,过大的贫富差距把人们分成三六九等从而导致了富人对贫民的鄙视及穷人对富人的不满。尖锐的社会矛盾孕育了犯罪行为人的恶行。可结果却是作为罪恶根源的社会竟公然打着公平公正的旗帜将自身的重大罪孽悄无声息地转嫁到行为人身上后还残忍的用“贼喊捉贼”的方式在将行为人处决后逃之夭夭了。

2、个人原因,主要包括被害人和加害人两方面的原因。比如在杀人案件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不可观后果。其中作为受害者的被害人往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可能是这场血腥案件的导火线,也可能是这场不可观事件的催化剂。在我们的生活中,因被害人侮辱诽谤挑衅行为人而衍生的激情杀人行为,妇女因被强奸而导致的杀人报复行为等等无一不表明了众人眼中楚楚可怜的被害人在一场场悲剧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一场场一件件血腥悲剧中,我们作为清晰的旁观者,被表象蒙蔽的双眼却看不到罪恶的根源,看不到社会孕育了卑劣的犯罪行为的社会本质,忽视了被害人对案件的启动和激化作用,却只看见了行为人用他的实际行动拉开了导火索,成为促发恶果的践行者。结果,我们却将社会责任和被害人的责任通通转嫁到了加害人身上。于是,行为人就替社会和被害人背上了杀人案件的黑锅并用以命偿命的方式承担了该案件的全部责任。这公平吗?正义吗?

再次,死刑制度无情的剥夺了行为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自古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而死刑制度却是将犯罪行为人一票否决,不给他任何改正的机会。它不教行为人犯下屠刀,却将行为人手中的刀夺过来立刻又插向行为人的心脏,这的确永远的剥夺了其犯罪的机会,可这种野蛮的报复行为除了满足受害人一时快喊之后又有何意义,这是礼仪之邦的表现吗?公平吗?正义吗?

最后,滥杀、错杀,后果无法挽回。死刑制度剥夺的是人最宝贵的生命,一旦将人打入死亡的地狱后就再也无法弥补。自死刑产生以来,在“重典治世”的理念下,统治者一次次上演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惨剧;近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无数仁人志士牺牲在了死刑的大刀下;而今,在追求司法公正、执法从严的时势下,不管司法从业人员多么谨小慎微,法官多么公正无私,执法人员多么如履薄冰,仍有为数不少的人被误判、错判、冤杀。这其中虽也有不少人在多年后得以沉冤昭雪,可逝去的生命能弥补吗,谁来弥补,用什么来弥补?这对他们来说是何其的冤枉?更不用说谈什么公平正义了。

1987年4月**省**县**被冤枉的故意杀人案件至今仍让我们感到司法的一次偶然错用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公安司法机关盲目地追求结案速度,在严刑逼供下,**不得不“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杀了人并肢解尸体抛尸河中。1988年12月13日,一审判处**死刑。1989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直到被害人**在1994年的重新出现,才又让人们想起了四年前已被执行死刑的**,直到2005年7月**省高院在接到**、**姐弟俩申诉后再审该案,**才得以沉冤昭雪。可是,逝去的生命却再也不能复活,给滕家带来的痛苦更是难以弥补。不仅是**,还有发生在1996年内蒙古的18周岁青年呼格吉勒图被错判奸杀妇女于1996年6月10日被执行死刑,直到真正的罪犯赵志红于2007年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时,他才得以洗刷冤屈。一个又一个沉痛的案件告诉我们,执法要从严要谨慎,更是告诉我们死刑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和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因此,“杀人偿命”并不“天经地义”,它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实质追求。如果“杀人”非得“偿命”才算公平正义,那么盗窃罪的后果为什么除了对行为人处罚金外还要对其处以自由刑而不只是处以罚金呢?强奸罪的恶果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又强奸“他”一次或者干脆直接对其施以宫刑来剥夺他永远犯罪的机会和可能?又或者说狗咬了你一口,难道你要反过来要它一口吗?既然没有对强奸犯施以反强奸或宫刑,关于伤害罪也没有对罪犯身体施以反伤害的肉刑,对侮辱他人者也不再用游行示威的方式来报复,甚至是对伤害人的动物也仅仅作为一种教训而放过它。既然可以放过伤害人的动物更何况是人呢,既然都已经废除了肉刑和宫刑,为什么还要固执的保留这个最残忍野蛮的死刑制度呢?对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人枪下留人而判处无期徒刑或较长的有期徒刑未尝不可。

(三)、“杀一”不能“儆佰”

“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等俗语我们自小便是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其实,我们稍稍用脑想想便可知,死刑其实并不能达到“儆佰”的效果,它不具有最大的威慑力,不能有效的预防犯罪,更谈不上能杜绝犯罪行为。

没错,死刑具有威慑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是刑罚的普遍作用,但死刑是否具有比无期徒刑更大的威慑力和遏制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意大利刑法学鼻祖贝卡里亚率先指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细小而反复的运动。”[vii]由此,他进一步推断道,死刑犯场景虽然可怖、但它是短暂的;而对于被判无期徒刑或较长有期徒刑的劳改犯,让他们在监狱接受教育和改造,用一种被剥夺了自由和长久劳动的方式来补偿他所侵害的权益,这种持久的滴水穿石的身心具教才是制止犯罪最强有力的手段。

死刑的威慑力对不同的罪犯其效果是大相径庭的。首先,对于贪生怕死之类的人来说,死刑一次性的剥夺了罪犯的生命即再犯罪的可能性,从这方面说,死刑的巨大威慑力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对于那些视生命为草芥冷血无情的亡命之徒而言,对于那些毫无理性一触即发的激情犯而言,对于那些自认为手段高明颇有城府将整个案件计划得天衣无缝自信能逃脱司法机关之法掌的人而言,死刑甚至谈不上任何的威慑力。再次,对于那些妄图颠覆政权唯恐天下不乱置生命而不顾的政治犯而言,死刑不过是一种崇高的牺牲,是大义凛然的英勇就义,对他们背后强大的组织而言,他们虽死犹生。对于这些人而言,死刑不但不会起到威慑遏制功能,反而更进一步的激化了社会矛盾,助长了一大股反抗力量的“复仇之心”,这非常的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长治久安。最后,对于那些信奉宗教,坚信“生死轮回”的宗教信徒而言,死亡是今生痛苦的终点和解脱,也是来生幸福的新起点。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因暴力犯罪被判死刑而收监待执行的死刑犯而言,当他们在实施暴力犯罪时,杀一人是死,杀两人也是死,又或者为了逃避司法的追查,不惜杀人灭口、毁尸灭迹;在被确定待执行死刑后,等待是死,越狱尚有一线生机,为了继续活下去,他们不惜再次触犯法律,组织罪犯、煽动同伙,杀死狱警而暴动越狱。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人,死刑的威慑力又谈何有之?

作为刑罚体系最严厉的死刑制度,如果它有最强大的威慑力和遏制力,奈何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死刑犯仍然层出不穷、杀之不绝呢?倘若“杀一”真的能“儆佰”,那么在人类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后,就不应该再有人犯罪至少不应该再有人犯杀人放火、奸杀妇孺之类的死罪。由此看来,死刑并不具有最强大的威慑力,更不能“杀一儆百”,也不是不可取代的。死刑制度作为一种手段最严厉历史最悠久的刑罚而存在的原因不过是人们对死刑制度强大威慑力的盲目迷信和过度依赖的结果。而今,在中国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该重新认知死刑的威慑力。

(四)死刑不合乎“人道”和“人权”

“人道主义”最初始于14世纪末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它强调对人的重视和关怀,主张用人道与神权相抗,提倡个性解放和追求人人平等。它在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权利生而平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中不断发展和膨胀起来至今已有七个世纪之久。时至今日,世界性的废除和限制死刑的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的废除死刑运动在新千年里看不到任何减缓的现象。[viii]而“人权”即“人之所以作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生命权作为人权的首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就是指人作为人活着的权利。也即法律保障人的生命而不被他人任意剥夺的权利。因而,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尊重人最宝贵的生命,把人当成真正的人来看和对待。

人权应该是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只要他作为一个人而存在,那么他就应该享有作为人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人道”应该是对所有人的人道,“人权”也应该是所有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这里的所有人当然应该包括罪犯。而死刑不仅不是保障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反而是以国家名义用法律的形式由专门的执行机关剥夺死刑犯生命的一种极刑。它的野蛮残忍和血腥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