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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范文 相关范文 编辑:露露 发布时间:2015-5-30

论清代国家法律制度法律论文

摘要

清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了许多法律政策,加强了政权统治基础。努尔哈赤作为后金国的奠基人,在政权建设的问题上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但他对汉文化的认识尚属肤浅,所推行文化政策重在保存满族习俗,对汉文化的吸收极其有限,而且他对汉民族猜忌重重,以致在晚年对其辖区的汉民采取“逐杀”政策。尽管如此,其吸收汉人法律思想的积极一面深刻地影响了皇太极执政,并为清朝入关后法律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后金    努尔哈赤    法律思想    汉文化     儒学

 ABSTRACT

  early qing regime is with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must countries where, the traditional "China concept"

restriction, 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is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priority. In the era of nuerhachi, once

by strengthening the ethnic identity of manchuria to shape the ryugyo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g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legitimacy, formed

many legal policy, strengthen the basic political domination. Nuerhachi, as the

founder of the JinGuo after, in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absorbed attention han culture, creating a "clear teachings in the"

first, but he knew of han culture which is shallow, pushed by cultural policy

is save the manchu custom, the absorption of han culture is extremely limited,

and he was suspicious of ethnic han Chinese, so that in later life of its

jurisdiction to efficiencies to adopt a "by killing" policy. Still,

it absorbs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 han culture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huang

taiji ruling, and after enter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qing dynasty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Key words:Paved   Nuerhachi  law thought   han culture   Confucianism

绪 论

女真人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公元6至七世纪的“黑水靺鞨”,有别于镔铁契丹的风流云散,女真领袖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进而在而后的数十年中与明王朝对峙,在这场逐鹿中原的游戏中,后金政权最终取而代之。这一时期,后金法制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立法的主要渊源。本文围绕着这一主题将做一一阐明,在此首先是对清朝法制产生的时代环境的分析说明。

一 、后金龙兴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日:“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古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

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朵里 (城名) 内,有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 三酋长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华言金也)觉罗 (姓也)[1],名布库里英雄,天降我定汝等之乱。” 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 “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而回。三酋长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 (南朝误名建州)。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朝史上,开创过200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太祖努尔哈赤。刘邦、李渊和朱元璋均为汉人,只有努尔哈赤是满人。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活跃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舞台上,他戎马一生,瑕不掩瑜。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

二 、努尔哈赤时期对汉文化的初步吸收

   吸收汉族文化、因袭明制[2],既非新崛起的满族统治者的权宜之计,也非是他们在入关以后实行的政策,而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实行了。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个不同的统治时期而言,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识与接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行文化政策亦有不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能够意识到学习、吸收汉文化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女真族崛起之初,因受落后民族传统的影响,对于征战之后俘获的汉族男丁采取一律屠杀的野蛮政策。后来,努尔哈赤逐渐认识到利用俘获汉人的手艺和劳力为自己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便把过去对俘获男丁的杀戮政策改变为“收养”政策,即保全性命,充作劳役奴隶。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这段话反映出努尔哈赤对汉人掌握的手艺技术和生产创造力的价值已有一定的认识,是导致他作出这种政策转变的思想认识基础。“收养”政策的实行,无疑为满族社会保存了大量掌握中原先进文化的汉民,这对正在从原始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满族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后,努尔哈赤进一步认识到汉族文化除工艺技术之外,还有一套文物制度,更是发展中的女真族迫切需要学习的内容。

政治建设努尔哈赤在政治建设方面同样多有建树,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在改造旧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于征战,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治特征的八旗制度,使女真族社会走上了严密组织化的道路。八旗制度固然是女真族人民的创造杰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在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等女真族统治者注意从明朝体制中吸收于己有用的内容,把吸收汉文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仿照明制设立都堂,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仗和相见之礼等,丰富了它的内容。除此以外,后金政权对一部分被俘的汉族文武官员委以官职,开启了清朝任用汉员的先例。[3]努尔哈赤在发展女真族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的成分,体现出一定的兼容性。以创制满洲文字为例,最初,女真族没有本族的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加以疏通,于思想语言交流极为不便。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决意“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其属下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均认为此事难行,表示 “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不以为然,阐述了创制本族文字的重要性,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在率领女真族崛起和实行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一代雄主的努尔哈赤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本民族的迅速兴起。吸收汉文化、改革本民族内部的落后面,则是努尔哈赤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对汉族先进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吸收,包括实行“各守旧业”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从牧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仿照明制改革礼仪服制,起用明朝降将降官,迈出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第一步;注意从中原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营养,接受了天命思想、君权神授观念和忠直、孝道等道德理念,并承认孔孟为圣人,显示出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这一切对协调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要素、实现女真族社会从牧猎阶段向农耕阶段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努尔哈赤实行的汉化改革仅是初步性的和不彻底的。就总体而言,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女真族社会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的牧猎氏族社会的落后面,多数族人对汉人及汉文化抱有很大偏见,尤其在女真族贵族上层排斥汉人及其文化的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这不能不对努尔哈赤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对汉文化的吸收大打折扣。如努尔哈赤尽管起用明朝降官降将,但实行的却是“用小不用大”的政策。努尔哈赤招纳的对象主要只是汉官中的基层人员,而对其中上层人员怀有很深的猜忌。可见,他起用汉员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努尔哈赤晚年发生过屠杀汉人的惨案,恶化了后金政权统辖下的满汉民族关系,使他实行多年的吸收汉文化政策几乎夭折。

(一)公平执法

   天命汗努尔哈赤的立法继承了明代“以例辅律”“律例并行”的方式,并使之获得极大发展,但是,对于清代立法者接受这种方式的原因,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诚然,我们可以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古代立法传统的延续,或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清初统治者对前代典章制度的因袭与继承。然而,每一时代的法律创造必然有其自身特点,明清之际法律制度继承发展的原因,也绝非一句“清承明制”即可综括。,清代立法者将“条例”继续作为辅律而存在的一类法源形式,是在传统与变革的互动中自然选择的结果。明代法律以《大明律》为根本,而这部著名法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仿效了以《唐律》为代表的前代律令,“今之律文多承于唐,唐之律则承于隋也……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古代农业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为律法传统的延续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创制一部法典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正如布迪与莫里斯在研究中指出的“对不同朝代的法律中具体条文的研究表明,后一朝代的法典中有很多条文完全取自前一朝代的法典”。而清代最初的法律创制完全不具有这样的条件。

   清朝入关之前,始终没有制定出一部完备的刑法典,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社会正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阶段,立法技术等尚不成熟。更主要的是,当时相对松散的社会结构以及灵活多变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不利于法典的产生,因此,在清代入关前的司法审判中,多种法源形式共同发挥着作用。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清代最初的“法令”形式即是将一些原已存在的部族习惯通过口头宣布,使之成为“定例”、“法例”。此后,随着社会发展,旧有的“习惯法”渐渐不敷使用,针对各类具体情况而创制的“军令”、“谕令”、“判例”等日益增多,“因事立法”程度的加深使得“例”的内容愈加复杂多样。但这一时期的“例”没有法典作为依托,至多属于一类单行性法规。例如崇德三年,清太宗谕令礼部:“国家创立制度所以辨等威昭法守也,乃往往有不遵定制变乱法度者,若不立法严禁无以示儆。自后若王、贝勒、贝子等犯者议罚;官员犯者幽系三日议罚;庶民犯者枷号八月责治而释之。凡出入起坐有违误者,坐以应得之罪。一切名号等级及已更定称谓有错误者,严行戒饬之。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未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如奴仆举者出户,旁人告首者与赏,仍治本管官罪,著为定例。

(二) 严格执法与重视教化并重

   清律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的规定与明律相同,但在其补充条例中加大了定罪量刑的范围和惩罚的力度。凡属反逆罪犯,本人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男子年十六以上者,不分同姓异姓,不限籍之异同,不论是否残疾,一律处斩。对主犯刑罚加重,株连处死范围加大,扩大谋叛罪的适用范围。严禁侵犯皇权,以大不敬罪处罚。严惩奸党罪,严禁内外官勾结。奸党罪创始于明代。在努尔哈赤统治下不仅完全继承了明律的奸党罪条款,而且在定例和其他附属立法中作了许多补充。朝中大臣与宫中内侍之间、京官与家资富厚者之间的交接,也在禁绝之例。违者最重可处充军甚至斩刑。清律关于强盗、窃盗犯罪的律文规定承袭明律,但处罚力度有所加重。强盗得财不论多少,不分首从皆斩。通过新增的四十多条条例,详细规定了强盗罪的各种表现和特征。还增加了“江洋大盗等新罪名,规定了“枭首示众”、“立斩枭示”等新的刑法手段。强、窃盗罪,除适用正刑外,还要附加刺字的刑法。

在法律中公开规定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在违法犯罪之后得以减轻刑罚,是历代刑法中的传统,清沿用了这一传统[4]。努尔哈赤统治下规定了八议:议亲,谓皇家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议故,谓皇家故旧之人,素得待见,特蒙恩待日久者。议功,谓能斩将夺旗,摧锋万里;或率众来归,安济一时;或开拓疆宇,有大勋劳,铭功太常者,议贤,谓有大德行之贤人君子,其言行可以为法则者。议能,谓有大才业,能整军旅,治政事,为帝王之辅佐者。议勤,谓有大将吏谨守官职,早夜奉公;或出使远方,经涉艰难,有大勤劳者,议贵,为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在八议条下的总注写到:“八议者及国家优待贤勋旧之典,应于法外优容,故凡有所犯,另加拟议,所以使应议之人,咸知自重,而不轻于犯法也。”八议入律,就是在法律上公开规定了等级的不平等,保证统治阶级有等级特权。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皇朝,清朝刑法为维护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适应民族压迫的需要,在立法中中渗透了民族不平等的精神。《法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中,各照数鞭责。充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者,七十五日;边远、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显然,满人犯罪皇帝可以享受减等和换刑的特权。即使是满人犯杀人之罪,也可以奏请皇帝定夺,作出特别处理。皇太极年间定例:“凡旗人殴死有服卑幼,罪应杖流折枷者,除依律定拟外,任酌量情罪,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这就为满人犯罪减免刑罚提供了法律保证。满人犯罪后可以不处以法定的刑罚,对于需要刺字的重囚,只刺臂不刺面。八旗将士如果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发遣,仅鞭责而已。宗室觉罗犯罪所受的优待就更多。在刑罚的执行上,满人于其它民族的犯人也区别对待,满人不入普通监狱,一般入内务府监狱,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满人刑事犯罪之后享有的司法特权。没有严格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没有犯罪行为不处刑”地规定,而是既有法定罪刑地规定,又有有限类推的规定。法定罪刑的原则集中表现在“断罪引律令”条上。该条规定:“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若(律有)数事共一条,(官司)止引所犯本罪者,听。(所犯之罪止令一事听其摘引一事以断之。)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辄引(比)致(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故行引比等坐之。)”断罪必须缘引有关法律,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如果司法官吏违反这一规定,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足以说明清朝刑法具有法定罪刑地性质。但不能据此说具有罪刑法定的原则。因为同一部法律中又允许法律类推。封建刑法中的类推,是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按照最类似的条款、成案和定例比附定罪的一种制度。“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缘)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申该上司)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以故失论。”律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条例规定:“引用律例,如律内数事共一条,全引恐有不合者,许其止引所犯本罪。若一条止断一事,不得任意删减,以致罪有出入。其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刑部会同三司共同议定罪名,于疏内声明律无正条,今比照某律某例科断,或比照某律某利加一等减一等科断,详细奏明,恭候谕旨遵行。”一是法律规定允许类推,由司法官员比附律例定罪,二是类推必须经皇帝的批准,因而是有限制的类推。类推由皇帝最终裁定,这就与法定罪刑互相矛盾,实质上具有擅断主义的性质。

三、清太宗时期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活动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病逝。他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又改国号为“清”,改年号崇德,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卒,在位共17年。皇太极一生功业并不逊色于乃父,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长足进展,女真族也从此被称为满族[5]。在清朝历史上,皇太极与乃父努尔哈赤双星并耀,同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正如论者所评价:“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年之基础。……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积极推行改革方针,是皇太极执政期间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又有很大不同。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24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如论者云:“皇太极出生于女真族最大的奴隶主——大汗家庭,有文化的奴隶‘谙达’,是他的启蒙老师,自幼在费阿拉城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应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发布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这项命令的实行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反映出皇太极在处理满汉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态度。皇太极在位期间,后金政权的武力比努尔哈赤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对周边地区和民族部落展开积极进攻,迅速扩大着自己的统治范围。经过西征蒙古、东伐朝鲜,以及多次对明朝的胜利用兵,到皇太极统治后期,其统治范围在从原有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基础上,发展到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库叶岛,西到贝加尔湖,南达日本海的广袤地区。皇太极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胜于乃父的显著成果。皇太极在经济上是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布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6]的原则,对乃父遗留下来的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