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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医改、教改、房改、企改”失败的共同原因

假如医改的目标是最终使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提高,那么医改失败乃是必然的,因为这样的目标从来就没有成为医改的出发点,今天中国多数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乃是正常的,就跟“瞎猫抓不到活老鼠”一样正常。房改、教改、企改也和医改一样,如果从能够得到更合理的经营这一目标而言,在设计师那里确实没有进入设计,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推卸政府责任和拒绝承担成本的“凑合措施”。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此就出台了各种给财政减负的“改革步骤”。首先是拒绝给企业提供资金,进行“拨改贷”,这是把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转嫁给银行承担;而企业还继续跟时代一样要向财政输送高额的税收和利润,由于失去了原来返还份额,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正是为了“把一切负担从财政转嫁出去”这个目的,各种改革都启动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事业单位对工资上升的要求很殷切。因为事业单位的工资是由财政开支的,由此就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精英们首次利益民谣的方式去申说自己的不满,他们说“坐车的不如开车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为了缓解这个政治压力,小平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不让财政承担这个负担,保证财政资金始终以满足政治需要为主,由此就启动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承担的“改革”。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了给这个改革正名,就想当然地加上了一个前缀“市场化改革”。
一个工人告诉我说:本来从前我们的子女教育、医疗和住房,都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法,不需要我自家出高价,现在都成了不出高价就得不到的东西,这三个方面都变成了别人可以“趁人之危”,改革把原来都不是“危”的东西变成了“危”,要上学,多拿钱来,要治病,多拿钱来,要房子出高价。这个说法非常深刻,表明了这些行业的高价是如何形成的,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必定意味着失去了选择余地,谈判地位就急剧下降,不得不接受对方的价格敲诈,谈判地位的极端不对称是不合理收费高价服务得以维持的原因,而所谓的改革使得多数人在这些方面的谈判地位急剧下降。
作为地产大鳄,以及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从业者,在普通人的危难面前,就获得了很大的谈判优势,可以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高价。这样的改革过程,非常顺利地落实了精英们的优势地位。邓小平的改革设计本来就是为了把财政负担转嫁出去,不可能不给精英们行使剩余索取权提供合法性。改革使得精英们获得机会搞价格敲诈,邓小平则成功地把财政负担转嫁出去了,获得暴利的行业和高薪的精英们,在政治上,他们作为邓氏改革的经济得利者而成为邓小平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大的政策转换,总是在造就受害者的同时造就了受益者,精英们得了高薪,邓小平转嫁了财政负担和赢得了政治支持,老百姓就受难了,老百姓说教育、医疗和住房是“新三座大山”。
就今天知道的情况看,邓小平为了完成政治基础转换,由原来的平民主权改成精英主权,可谓费尽了心机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是军队失去战斗力也在所不惜。根据纪登奎的说法,邓小平决心让军队参与经商,就是为了消弥军队对他的不满,纪登奎提醒说军队经商后果很严重,邓小平说顾不了那么多。由此也许可以想见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他的巨大政治决心。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是为了转嫁财政负担,他最终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同时还顺利地实现了新中国政治基础的转换,虽然老百姓有些不满但是精英们满意了呀,改革不可能没有人承担成本和代价,作为改革初衷的财政目标和政治目标都很好实现了,这怎么能说改革失败了呢?
特别是大学教师的工资,在物价连年上涨的岁月显得很低,教育部多次打报告给邓小平,要求给教师涨点工资。邓小平最后不肯涨工资,但是同意“破墙开店、文凭批发”,这实际上是开口子让教育通过自己掌握的垄断资源去社会上攫取财富,在财政之外去老百姓那里寻求财源,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这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养官于民”政策。后来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则把这一政策后果推向了极端,使得高校在短时间内获取资源数量,迅速攀升到历史的顶点。
医改的不成功乃是必然的,邓小平设计的医改方案,本来就不是什么“市场化”,这些都是知识精英们宣传的,没有什么依据,至少邓小平就没有说过。正如卓林所言,我们家小平没有搞什么理论,那些都是人家说的。所以把医改失败说成是市场化的失败,也不一定合适。就医改的初衷而言,“转嫁财政负担”实际上是很成功的,由于医改得利者――精英们――感到邓小平的温暖,在政治上转向邓小平,实际上还收入意外的政治利益,今天大学教授和医生中间很多“非毛化”的拥趸者,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当然老百姓就医是否难,从来就没有成为政策和改革的目标,就算是出了点问题,也不能说是失败了。
当然,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从来就不是精英们改革的方向和目的